在刚罢了的国庆假期，县域旅游足够是一个引东说念主严防的气候，或者说景不雅。
比如，因为《黑传说：悟空》而连忙爆红的“小西天”景区，让山西省临汾市的隰县成为热点去向，旅客之多，完全超出景区承载身手。当地公安功令东说念主员一句诚挚的说念歉——“想骂，到我这儿骂两句”——也因此走红蚁集。像隰县这么的旅游热点县，还包括宁夏银川的贺兰县、陕西延安的宜川县、广东韶关的仁化县等。
以往，县城仅仅中国城镇旅游当中的“无名者”，能招引的多是本县和附进县辖州里的旅客。如今，它们中的部分县城得到的柔软度不仅超过所在地级市，有的在短短几天里仍是接近本省的省会城市。《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在报说念中更是借用了时下的蚁集流行语态状县城在这个假期“赢麻了”“是最大赢家”。县城受接待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不是连年来县城第一次如斯受柔软。跟着酬酢媒体上刮起“县城风”，县城仍是悄悄潮行了多年。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之初的县城穿搭、发型和遮蔽，致使成为某种吊问绚丽，动作一种前卫作风被师法、被再造、被阐释。至于这些作风是否如实属于彼时县城也不那么首要了。挑升念念的是，在畴昔城市化大竖当场期，县城还被以为是一种逾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城镇区域：当一个东说念主要描述大齐市某个边缘不够那么摩登时，很可能用的表述即是“像县城”“满满县城风”。这一切至少在文化意旨上似乎开动了一些机要回荡。
吵杂之下，一个问题浮现：什么是县城的“城”？有的县城成为老县城，有的升为县级市的城区，有的加多了新城，有的并入市区的城区。大略咱们会说它是中国政事社会的下层、县治的基本贬责单位、较小领域的城，是逃离大城市返乡的宗旨地，亦然情面社会，凡此种种，从各个角度齐不错给出县城的界说来。在本期专栏“聚落·形式·东说念主”，陈映芳与咱们聊的是县城之“城”这一基本问题。何处是县城，它的“城”是什么，界限在何处，有何种变迁和运说念……由实地捕快到史料渐渐伸开。她实地捕快的案例是江苏的吴江县城。
吴江松陵街说念。作家陈映芳摄于2023年10月。
“聚落·形式·东说念主”：现代东说念主栖居于蚁集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寰宇取得筹办。这并不料味着东说念主们就此“不搏斗”。当咱们齰舌起“东说念主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东说念主的举止受社会顺次、习尚影响，无法不平，亦然在说东说念主生涯在某个地点：它载着咱们某段履历的挂牵、某次与家东说念主告别或再见的激情、某组抽象的绚丽，凡此种种，将东说念主与地点筹办起来。与东说念主失去筹办的，或者从未有过筹办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畴昔多年，动作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起劲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参谋。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念念辨精神的学术文本。昨年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邀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念念考在旅行、造访和查找贵府中遭遇过的聚落、形式，还有东说念主。咱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形式·东说念主”。凡添入其中的著作，均相关东说念主的聚落和形式，并无特定的撰写章法，不外是有感而发。
本文为第五篇：从吴江城说县之“城”。
撰文｜陈映芳
“江村”的县城在何处？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齐是中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首要文本。不外，他所分析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些学者扩大成了中国全体社会的本色特征，而中国城镇社会相应地被忽略了。
咱们知说念，费先生本东说念主诞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县城里，而“江村”（开弦弓村）就在那时的吴江县开弦乡。他曾经反复强调，村民的经济生涯和社会生涯，齐受到附进城镇的平直影响。“在数十个墟落的中心肠带就有一个市镇。市镇是蚁集周围村子土居品的中心，又是分派外地城市工业品下乡的中心。”开弦弓村所依傍的主若是震泽镇。事实上作家还专门用舆图表明了开弦弓的地舆位置格外与震泽等镇以及吴江县城、苏州、无锡、嘉兴、上海、杭州等城市之间的关系。
城镇群中的开弦弓。图片来私费孝通《江村经济》纠正本，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3年10月，第20-21页。
我我方曾在苏州念书、使命多年，上世纪80年代也去吴江的一些古镇参不雅过。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去过吴江县城，致使齐不知说念吴江县城叫什么镇——在上世纪80-90年代各地撤县设市以前，县城在行政区画上大多是县辖“镇”。而一提到吴江的镇，江浙沪一带的东说念主，或参谋明清史、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最初猜想的，大多是“震泽”“盛泽”“同里”“黎里”“平望”等名镇。我亦然其后才弄真切，吴江县城底本叫松陵镇，它早在唐代就已置镇，比不少宋代开动逐渐兴起的江南市镇要早。
如今的吴江已不再是一个县了。1992年2月吴江撤县设市，2012年10月又撤市设区——它当今成了地级市苏州下属的一个区，松陵镇因此也成了吴江区下属的一个街说念。松陵街说念现时归2010年启动筹备的苏州太湖新城代管。
地处苏南的古城苏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力于地、市磨灭，以及地级市代管县/县级市等新体制，其地盘开采和新城确立的进度令东说念主目不暇接。在这个经由中，吴江县成了苏州市的郊区，老县城松陵镇也成了历史。阿谁曾经的县城是什么面貌的？带着意思心，昨年秋天里我去了次松陵，在它的主要几个街区逐渐走了一圈。
如今的松陵，在行政区画上诚然仅仅个街说念社区，但形态上依然保抓了一个县城的口头。主城区有不少半旧不新的商厦，有不容车辆通行的走路买卖街，还有在其他苏南老县城也能看到的江南园林作风的城区中心公园。2023年的初秋，马路边不少店铺还关着，市井显得有些生分。老公房社区大多莫得经过“微更新”，显得有些破旧。马路双方不少东说念主骑着电动车在匆忙赶路，而东说念主行说念上很少能听到吵杂少量的东说念主声。与很多城市相同，那时的吴江城，还莫得从几年疫情中规复元气。
松陵街说念买卖区。（本文作家供图，下同）
松陵街说念做事处。
与江南不少老县城和古镇比拟，让我稍感有时的是，松陵城区除了几处经过修缮或重建的历史遗迹外，城里较有数有首要的历史名胜或成领域的古建筑。倒是那些以“县府”“某某局”等原有县/市机构定名的马路和楼栋，让城市有一种零丁的历史感。
天然，在网上不错看到吴江区和苏州太湖新城的筹备蓝图，充满了改日感；一些网民对松陵与苏州城区的同城化确立也充满了期盼。
松陵街说念。
松陵格外他江南县城的
历史运说念
历史上的吴江城，曾历经了行政地位的升沉，元代时它曾由县治升格为州治——元贞二年（1296年）吴江县被升格为中州，隶属那时的平江路。但明洪武二年（1369年），吴江州又被改回吴江县。自此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松陵一直是县府所在地。
东说念主们频繁会以为，诚然中国传统城市多为地点政事中心或军事据点，但工买卖经济的发展无疑会带动城市的膨胀。可是地处江南最裕如地带的松陵，在明清时候却似乎并莫得得到城市的权贵发展，也未有行政层级的进步。事实上在清代它还曾遭遇了被拆分的难堪。清雍正四年（1726年）朝廷将原吴江县偏西的一块划出，另置了一个震泽县，偏东地仍为吴江县，底本的县城，随之被用来两县同城分治、各辖其半，南为吴江县治（在其后的县府址），北为震泽县治（在其后的看管所一带）。一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吴江、震泽两县才又复合为吴江县，隶属那时的江苏省齐督府。
清代吴江、震泽两县的县城图。图片来自吴江通网“吴江县志”。
自秦以降，“县”一直是由国度从上至下地纵向统治的下层政区。不仅县官得由天子平直任命，县本人也被朝廷分红不同的品级，从按领域分等，到依照“冲繁疲难”四字来区分。而中国的“城”，从城墙城池（城郭）到城门等，按照城的行政层级及领域，也有不同的章程。至于县域领域的析分或撤并，以及一城被用以两县同城分治，这么的气候也并不鲜见。事实上清雍正初期与吴江县同期被分拆的，在江苏就触及了苏松常三府的各个县（一次性析出13个县）。仅在苏州府域内，就有长洲县（一部分被析出另设元和县）、常熟县（一部分被析出另设昭文县）、昆山县（一部分被析出另设新阳县）等县。那时新设诸县齐是与底本的县共用一城，其中苏州致使成了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同城而治的一座城。
浏览中国的地点史及城镇史的干系贵府，有个问题一直会困扰我：历史上的行政区画，从高层的郡、省等政区，一直到下层社会中的镇、乡乃至村等社区，不休地被改换建立，或者被再行辞别、组合。这其中变化最多的，是历代的统县政区（如府、州、路、说念、专区等）。而下层政区“县”——即使被以为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为踏实的政区建立——也不乏多样变化，触及政区所属、范围领域、县际界限、县的数目，以及县和县治的名字……为什么？
县之城
最近，我试着从一些历史地舆学的论著中探寻教益，深远感受到，由于对地点行政区画史、政事地舆史等学术领域短缺了解——地舆学的专科门槛，通古今的学问难度，还有跨学科的分析视角等，时时让东说念主视为畏途——导致我方在过往的学习和参谋中，对干系问题的假想和相识受到了种种抑制。就像上述清代雍正初年江苏南部地区大领域的升州析县气候，最近我才知说念，史学界其实已有不少参谋，分别从东说念主口领域、钱粮征收、官员考成、政事地舆等不同角度作出讲授。
“政区分等是秦汉以降历代总揽者为对行政区画进行分类管制而作出的一种首要轨制安排，其分类标准屡经变迁，或以东说念主口数目，或以钱粮额度，或以政事地位，或以贬臆造度为依据。延至清代，政区分等轨制集历代之大成，不管是分等标准的空洞性与标准化，如故政区分等与官僚选任结合的紧密性上齐达到了极高程度。”(胡恒《清代县级政区分等轨制再探》《历史地舆参谋》2021年第2期)
在这套政区分等的体系中，县城自有它无可替代的首要性，却也有其阴错阳差的运说念。朝廷对县的新置、析分或撤并等决议，决定着县城的生成（或指定既有聚落为县治，或另筑新城），抑或隐匿（如降格为镇）；一些县城也可能在政区变动中幸运升格成了统县政区的治所，从而解脱了身为“县城”的运说念；在民国以来的一些历史阶段，还有一些县城在政府鼓舞“切块设市”的经由中脱离县域政区，从而成了直属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等的“市”；天然，更多的县治，一直即是由国度量身定制的、绵延存在了千百年的“县城”。
在上世纪末期“整县设市”的城市化体制和地盘通达采明白开动前，中国各地的县城频繁被东说念主们称为“老县城”“小县城”，这看似出于大城市东说念主的偏见，但这何尝不是它们的一种宿命呢。
如今咱们仍是习尚了将历史上多样层级的“城”统称为“城市”。对于城市的类型，城市学教科书里也有多样分类的模范。那么中国群众口授心授的“县城”，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呢？诚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也有经济文化的各异，可这似乎并不妨碍东说念主们对它某些属性的共通的感受和默契。
对“县级政区”认识格外历史的了解，应该有助于咱们相识国东说念主眼中的“县城”像。就如周振鹤、赵逸才等历史地舆学家的参谋所请示的那样，县城格外县衙历来是皇权鄙人层社会、在凡俗群众中的具象的存在；在政区轨制的演变历史中，国度贬责呈现了越来越向下层渗入的趋势，在此经由中，朝廷对县级政体的统治也越发精湛；县的增置、析分或撤并——县域政区的密度，并不单与国土疆城或东说念主口的增长相关，更与经济（钱粮资源）、地点力量等干系——裕如而地点势力强的区域，其政区领域更可能被压缩；而政区之间分疆划界的具体方式，以及县治等的建立安排，主要效率于朝廷利用地点的政事需要。
《中国地点行政轨制史》，周振鹤著，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9年6月。
也即是说，曾经以县衙为中心存续下来的老县城，既不同于由地舆环境或血统纽带等成分酿成的传所有同体，也区别于由无数异质的东说念主口/族群、为了经济等多样遐想而勾引到沿途的城市社区。不管地处何方，县城最初是一种国度权利据以利用下层社会、并以招揽社会资源为主邀功能的荒谬空间。其实对历来的国东说念主而言，它本有一些自明的属性被深广认可。而今天的东说念主们，尤其那些对新的城市生涯有体验、有向往的年青东说念主，对“县城”的城市属性之是以会发出种种疑问，私以为，主若是出于对县城传统属性的现代转型的紧要期待，或是对它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的结构不息性以及高大的文化基因的困惑。
老县城的运说念，以及它们现代转型的可能性，无疑有赖于政区体制的进一步变革，以及城镇化计谋框架的治愈。另一方面，它还与从下到上的“市—城”关系的演变平直干系，与东说念主们春联想生涯方式的假想力和行能源相关。这是另外一些话题了。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家：陈映芳；裁剪：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